最近,法国一项针对设备安全、保障5G的法律被某些人称作“反华为法”。在这一场包含地缘政治、商业和技术的多种形式的较量中,任正非既是关键人物,也是一个象征。既是一个红人,也是一个谜。这次法国媒体观点就对任正非进行了专访。
《观点》周刊:您的故事反映了中国的故事。请讲一下您的故事吧,从童年开始……
任正非:从小学到初中二年级,我在贵州镇宁县成长。那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今天吸引了很多游客,但是我们当年则要和贫困作斗争(1958-1961年间,中国遭受了大饥荒,大饥荒开始时,任正非14岁)。
《观点》周刊:您说您当时所有的衣服都有补丁。
任正非:是的,我们当时生活在贫困中,不过因为我们没见过世面,所以觉得很快乐。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法国的面包好吃(笑)。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到过离小镇15公里以上的地方。后来,我的父亲(编者注:任摩逊,曾为农民,抗日战争时期在军工厂任会计,随后成为教师)被调到都匀,一个少数民族区的中心小城。我从初三到高三在那里生活。我当时觉得都匀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因为它有两层楼高的百货公司,让我们惊叹。有些人嘲笑我们,因为我们觉得都匀是大城市,实际上它只是比小镇大一点。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就离开了贵州,从此没有在贵州生活过。
《观点》周刊:您小时候有没有吃不饱饭的时候?
任正非:你应该问我小时候有没有吃饱饭的时候。那时候,吃的东西很少。
《观点》周刊:中国政府出台了《情报法》,要求企业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这种情况下怎么与法国签订协议?
任正非:不只是我们与法国企业签,我们也鼓励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一起签。
《观点》周刊:华为对外公开宣称是私营企业。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帮助你发展吗?
答:我们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并向中国政府纳税。但我们是独立的。没有一分钱来自国家。任何人都可以阅读我们的年度报告,该报告由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他递给我们报告]
《观点》周刊:是的,但如果中国政府要求您提供来自互联网路由器或网络设备上获取的信息,您怎么能拒绝呢?
答:首先,我们对客户负责。第二,中国政府从未问过我们。我们向客户销售的是裸设备,如同自来水管道和水龙头。终端是水龙头,而设备是管道。管道中流的无论是水还是油,都由信息系统决定,由运营商管理。所以我们不是决定的人,我们无权访问数据。我敢向客户承诺设备没有后门。我希望你们能采访美国公司,要求美国公司确保他们没有后门,并与法国政府签署同样的协议。
《观点》周刊:为什么呢?你认为谷歌,Facebook或思科无法做出这样的承诺吗?
答:我不知道。
《观点》周刊:您注意到了吗?西方人对中国的扩张主义比较恐惧?
答:如果我们看看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中国现在正在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这项鼓励我们开拓中国之外市场的政策是通过商业手段完成的。我们没有出口我们的意识形态。
《观点》周刊:十五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他的船队探索世界抵达到索马里海岸,船队规模哥伦布的大三倍。但明朝的皇帝停止了探险......在中国还有冒险与退出之间的争论吗?
答:郑和下西洋的目标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目标不同。郑和给他发现的国家带来了礼物,他的目的不是商业扩张。而哥伦布远航的主要目标是找到黄金和香料,他成功了。在寻求财富和扩大商业力量的同时,欧洲人向世界传授了他们的语言-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以及他们的文化。他们希望当地人分享他们的意识形态。许多传教士突破了国界,在世界各国进行传教,基督教传遍全世界。我对欧洲人的这种企业家精神,以及我在非洲的热带森林,甚至撒哈拉沙漠中看的所有小教堂都非常钦佩。
《观点》周刊:为什么呢?
答: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向人们传播基督教。没有传教士,非洲人就不会说与世界其他地方相同的语言(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如今发展非洲可能会很困难。我曾去中国一个偏远的地方:普洱,一个少数民族拉胡族的村庄。一个多世纪以前,传教士把吉他带进了村庄。这改变了这个村庄的命运,村民们对音乐产生了爱好。[他拿出手机,限量版华为Mate保时捷设计,我们看到大人弹吉他,孩子们在唱歌。(看!这段视频是去年四月拍摄的。传教士为一些落后地区带来了文化和发展。)
《观点》周刊:当你把5G带到世界的时候,传教士把吉他带到中国......
答:这是下一步的事情。使用5G,来自全世界的音乐家将能够同时演奏一首歌曲,因为时延(即响应时间)将非常小。
《观点》周刊:我们很同意您对音乐的观点,但是你明白为什么西方人对新的中国力量感到紧张吗?
答:正是美国在加剧紧张局势,他们夸大了我们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这种宣传,再加上许多人从未来过中国,都会产生误解。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在世界任何地方部署战舰的能力。就个人而言,我认为中国只是建立了一个防御体系,中国害怕美国。
《观点》杂志:为什么中国害怕美国?
答:因为他们想要称霸世界,而欧洲并非如此,其政治多元化并不具有侵略性。欧洲主要是希望通过贸易赚钱。这很好,因为中国想购买更多的欧洲奢侈品。奢侈品税率的持续降低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中国和欧洲经济是互补的。随着“一带一路”规划,欧洲商品很容易抵达中国,反之亦然。[编者注:一带一路规划主要是指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一系列海上和铁路连接的路线,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 如果运输卡车中途没有油,他们还可以在中东加油...[笑]。这样欧洲,中东,中亚和远东就连成了一个巨大经济版块,如果中国,日本和韩国再形成自由贸易区,这个版块的经济规模将远远超过美国。那么,美国称霸世界就很困难了,他们自然希望我们不要团结起来。
《观点》杂志:你提到了欧盟,但您如何看我们的大陆?正如亨利基辛格的问题,“欧洲:哪个电话号码最重要?”马克龙,默克尔,还是维斯塔格对你最有用?
答:欧洲不需要单一的对话者。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兴趣做出决定。但最重要的是二十多个欧洲国家之间的平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欧盟的总部放在比利时,这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它在巴黎,似乎法国代表欧洲,如果它在柏林,人们会认为它是德国。欧洲是一个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其目标是追求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寻求将其霸权强加于世界。
《观点》周刊:与华为相关的有两个层面:一方面,美国政府希望阻止华为把技术和设备出口到他们的国家中,另一方面,华为无法在美国和欧洲购买必要组件,特别是半导体产品。6月29日,在20国集团会议上,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中国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他准备结束双重禁令。在您看来,目前危机的程度有多大?
答:如果美国或其他国家不再购买我们的产品,对我们来说不会有太大影响。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许多公司都没有从我们这里购买产品。但我必须指出,自特朗普给我们做广告以来,买家人数大幅增加。当我们说自己很强大时,客户不一定相信我们,而当特朗普说时,他们相信它[笑]。而且,如果一些国家不能向我们出售更多的零部件,这将是双输的局面。我们的营业额会减少,但他们的营业额也会减少。华为不是一家上市公司,营业额下降并不严重。但我们的供应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当他们的财务资产负债表不好时,他们的股票价格就会下跌。
《观点》周刊:这个事件是否会促使您与欧洲半导体制造商结盟?你提到了新的丝绸之路......
答:当然。例如,我们对意法半导体的采购半导体数量有所增加。我们将优先从欧洲制造商处购买产品。
《观点》周刊:目前对华为的防备是不是由于运营商对5G的谨慎态度?除了自动驾驶汽车–还没有什么其他成熟的应用没有多少应用可以赚钱。
答: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欧洲比中国发展得快?这要归功于铁路和船只。当时,中国只有马车,比火车慢得多,运输能力低于船只。信息传输速度的提高将带来可观的经济增长。5G的速度至少是4G的十倍,这将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例子?十年前,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基本相似。韩国在新技术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现在,它的GDP现在是马来西亚的两倍多。
问:这是政府的论点。但对于运营商来说,这意味着巨大的投资,他们无法立即获利......
答:事实并非如此,即使运营商保持4G价格切换到5G,运营商的回报也会大幅提升。
《观点》周刊:为什么呢?我们必须考虑频谱牌照的价格和部署成本......
答:是的,但一旦投资完成,所述5G的管理成本仅是4G的十分之一,而5G的速度比2G要快万倍。先进技术并不意味着它的成本更高,而是价值更高。没有5G技术,美国可能会成为一个落后的国家。
《观点》周刊:最终,与特朗普的冲突是商业上的还是技术上的?
答:我不知道特朗普的想法,但我认为这更像是一场政治冲突。在电信领域,美国没有5G也没有光交换。由于很多技术他们都没有,因此不是科技竞争。在电信设备行业中,没有一家美国公司销售与我们相同的产品,因此不会存在商品竞争。美国没有特别的理由打击我们,但客观上,他们帮助了爱立信和诺基亚,后者是欧洲厂商。也就是说,我们很高兴人们可以使用爱立信和诺基亚的产品。我不要求所有人都使用我们的服务。从技术上讲,他们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例如爱立信,于1922年发明了电话交换机。正如我们的智能手机可以比苹果功能更强大,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比爱立信和诺基亚更强。
《观点》周刊:你见过特朗普了吗?
答:为了什么见他?我更希望见到马克龙!哈!
《观点》周刊:有人说美国希望在等待开发自己的技术的同时阻止华为的5G。你怎么看?
答:我认为他们不能阻止华为。历史的车轮在旋转,没有人能阻挡它。
《观点》周刊:目前华为在5G领域的角色和作用,以及提到的美国没有同类技术,相当于当年美、苏冷战中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美国意识到俄罗斯人在太空竞赛中领先于他们?
答:事实上,我们很久以前就明白世界需要三点支持才能保持平衡......目前,只有中国和欧洲两个点。所以,它不稳定。这个问题迟早会出现。
《观点》周刊:欧洲如何成为一个支点?台湾的人工智能研究员李开复是谷歌和苹果在中国的第一任总裁,他说从技术层面上看欧洲这个概念不存在......
答: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工业革命的基因仍然存在于欧洲。这些基因是珍珠。欧洲需要一条线把他们串起来,来制作项链。你的大陆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仍然非常强大。就像数学一样,它是人工智能的基础。但在这一领域最领先的国家是法国和俄罗斯。
《观点》周刊:然而,欧洲可能拥有优秀的研究人员和数学家,但是我们在高科技方面并不强大,没有产生一个像华为,谷歌或阿里巴巴之类的企业。为什么呢?
答:基因仍在那里,但它们不能自动转化为实体。企业家和政府需要共同努力。例如,我们使用达索公司的生产管理系统来操控制造设备。欧洲仍然非常强大!但在法国的专业环境中仍然存在一个小问题:对员工的保护过强,以至于企业家不敢雇用。如果你不雇用,你就无法组建一个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的团队。
《观点》周刊:华为的法国子公司有1000名员工,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吗?
答:华为在法国已有五家研究机构。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长。法国在数学方面很强大,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国家之一,这与两个世纪前拿破仑鼓励发展数学的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数学方面最强的科研院校。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法国的投资,例如在位于博洛尼.比扬古的5G算法研究中心。我们手机上的相机的背后是由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支撑的。这些通过算法合成图像的程序是由我们在索菲亚.安提波利斯建立的研究中心的法国工程师发明的。未来,人工智能将在其他领域发展,其他优秀的数学家将加入我们的行列。
《观点》周刊:事情发生了变化......英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回忆说,直到189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大国。现在是不是有逐渐回到轨道的迹象?
答:近几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很大发展,但发展质量有待提高。中国必须为人类做出更多贡献。我们尚未达到目标。欧洲,日本和美国仍然在我们前面。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大,但出口的许多商品都是中低价值产品,相比之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较低。
《观点》周刊:贫困和不平等是否是中国的主要风险?
答: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仍然贫穷。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在努力改善和扩大生产。美国所幻想的颜色革命不会发生,因为人民群众将慢慢富裕起来,就只会考虑发展生产的事。我不知道你以前是否去过西藏。现在那里交通比深圳好。基础设施非常漂亮,经济和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我认为这些领域不会出现混乱。相反,美国的贫困问题尚未解决。
据说“白人富裕,黑人贫穷”,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许多白人都很穷。此外,这场贸易战和关税的增加是美国人民肩上的巨大经济负担。出于什么原因?
中国出口的产品价格已经不能再降低,否则公司将破产。如果美国进一步提高关税,美国人就不得不承担这笔费用。如果美国无法解决老百姓的贫困问题,那么社会就会出现混乱。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决心消除贫困,这是非常明智的。
《观点》周刊:但是,本质上,你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者?
答:邓小平领导了改革开放,奠定了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制度。社会主义是一种加强公平的制度,但我们常常把平均主义和公平往往被混淆。社会主义公平意味着工作更多的人收入更多,贡献更多的人需要更多。例如,如果我们都在码头上搬运货物,你个子高,一次可以搬三个袋子,而我年纪大,一次只能搬一个,那你赚的钱就是我的三倍。但是,你一次也搬不了五个袋子,因为人的身体条件之间只有有限的差距。而资本差距不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因此,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是由于资本的杠杆作用造成的,而不是劳动力。
《观点》周刊: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在向资本社会转变……
答: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但我们也需要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资本杠杆。中国必须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保持平衡。谁能做到?政府,改革利润分配。当涉及到13亿人时,您可以想象已经发生的利益冲突的数量。中国政府必须保持强有力的控制,以免国家陷入混乱。
为此,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进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事实]。我们需要改革,开放和发展,而不是混乱。中央政府已经掌握了改革的步伐。如果走得慢了并且控制力太强,它需要“更多的勇气,走得更快”。如果改革太快而且存在冲突,邓小平就更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要求放慢速度。这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转型过程。
谁拥有国家资金?人民。政府如何将钱回馈给人民?通过建设高速公路和铁路。你认为西藏铁路是赚钱的吗?资本家不会投资它。感谢中国政府,中国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的非常快,造福人民,缓解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美国设想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但由于这个原因,它从未发生过。
《观点》杂志:您处于重大政治冲突的核心。很难忽视。
《观点》周刊:在科技行业有一个传统,每次变革后都会产生一个被称为“世界之王”的公司:最开始IBM拥有这个标签,然后让位于微软,后来是谷歌和Facebook。华为是世界新主人吗?
答:我不是狮子,我想找一个像兔子一样隐藏自己的角落,但是,我不能再隐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问:你看起来不像兔子......
答:但我也不像狮子。哈!
《观点》周刊:因为我们正在和动物打交道......深圳总部给你的湖中的黑天鹅是否会警告特朗普会介入?
答:我不喜欢看湖里的这些黑天鹅,它们不是我的。他们本可以吃掉湖里的鱼,但它们却破坏草坪和花园的植被。如果有一天我找到放这些天鹅的员工,我会打他屁股的。[笑]我会要求他每天午饭后喂天鹅,他们不再吃我们的花和植物了。
《观点》周刊:你说华为的目标是“生存”。在硅谷,所有的大老板都说他们有梦想,他们想要改变世界......对你来说,这是太谦虚还是美国人过度的野心?
答:想象一下,我们都是25岁,我们一起喝咖啡。我们其中一个人在餐巾纸上画一个模型,另一个在纸巾上创建了公司的结构雏形。就像英特尔公司的诞生一样,1968年7月,GordonMoore,RobertNoyce和AndrewGrove,三位物理和化学博士,离开了仙童半导体公司,这群围坐在咖啡桌旁的年轻人,后来创造了世界最领先的微处理器制造商。在硅谷,如果没有热情或理想,我们就不会成功。这对年轻人来说非常好。这是一种需要鼓励的心态。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有同样的心态。现在我老了,我经历过挫折,所以我更谦虚地说话。
《观点》周刊:在人工智能时代,每个人都还能有工作吗?
答:二十年前,在非洲部署3G网络的时候,工程师尽最大力量可能每天能够设计四个站点。今天,由于人工智能,工程师现在一天可以设计1200个站点。如果您参观了东莞的P20智能手机生产线,绝大多数任务都是自动化的。有了人工智能,我们需要有限数量的人来创造财富。但是,随着财富的增加,我们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面包。提高生产效率有益于社会。也就是说,工作人员和不工作人员之间的收入差异不应该很大。